生态博物馆是20世纪70年代博物馆界出现的一个新现象,它由法国博物馆学家里维埃和戴瓦兰所提出。生态博物馆被提出之后,一直受到国际文化遗产和博物馆领域关注,迅速向世界各地蔓延。生态博物馆突破了传统博物馆“建筑+藏品+展览+服务”的模式,而是一种以特定区域为单位、以其中整体的且相互关联的自然和人文遗产为对象,将包括当地人及其生产、生活的各种要素进行综合的动态的保护、展示和可持续利用并发展的没有围墙的“活体博物馆”,它强调保护、保存、展示自然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生性,以及人与遗产的活态关系,以形成新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自然与人文生态。
应该说,生态博物馆的提出既具有偶然性,也具有必然性。偶然性是1970年4月22日,美国数千万人走上街头进行大游行,呼吁保护环境,保护地球,这一天后来被定为世界地球日。此外,1971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即将在法国格雷诺柏举行,里维埃和戴瓦兰一起商讨,提出将各界普遍关注的生态问题和博物馆的文化问题进行对接,以表明博物馆界对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态度,以及博物馆在回应社会发展现实问题中的角色和作用。而必然性则体现在生态博物馆悠久的历史渊源和博物馆界一贯秉持的开放与变革态度,以及对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的高度关注与积极参与。
在我国,生态博物馆理念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通过《中国博物馆》杂志的翻译介绍为国人关注,此后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逐渐在探索中寻找到一条适合我国的发展之路,并在当下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
第一代生态博物馆为中挪合作项目资助的贵州生态博物馆群,以贵州六枝梭戛苗族生态博物馆、花溪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为代表,遵照生态博物馆对文化遗产整体、动态、当地保护的理念创办,但村民并未“成为主人”,而是在建设初期由政府机构作为“文化代理”接管。第二代生态博物馆如内蒙古的敖伦苏木蒙古族生态博物馆加强了社区居民、学者和政府之间的沟通和多方合作,以科研力量指导村民的本土管理,同时加强了社区的文化展示功能。第三代生态博物馆如云南西定布朗族生态博物馆,将管理权交到村民手中,实现村民自治的理念。第四代生态博物馆如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呈现多维度发展,范围从农村走向城市,从西部到东部。
经过30多年的实践探索,我国先后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以及东部发达地区的古村古镇、工业遗址和城市传统社区等,建成50座生态博物馆或社区博物馆。已经建成的西部和南部基于少数民族风俗的生态博物馆,承担起保护苗族、布依族、侗族、瑶族、蒙古族、汉族等多种文化的任务。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与传承等原因,我国生态博物馆也逐渐多样化。
生态博物馆是西方后工业时代的博物馆发展新探索,在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建设与运营过程中也暴露出不少需要克服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以保护与发展的矛盾难以满足多方面利益需求的协调性、持续性方面的困难,包括围绕当地民众的发展权利和文化权利等方面的深层问题。因此,我国的生态博物馆探索应在尊重遗产保护利用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坚持守正创新,注重维护利益相关方尤其是当地社区居民的物质性和非物质性遗产权益,不打折扣地强化对乡村遗产的系统梳理与科学保护,不断完善价值挖掘和阐释,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开放兼容的新型遗产展示利用方式,尤其是注重遗产的乡土性及其在脉络化延展与语境化迁移,鼓励创新性利用和创造性发展,突出乡村遗产的活态性特征,以形成以原真性为前提的信息叠加和跨文明形态传播互鉴的优势。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生态博物馆建设应充分体现遗产保护与利用的二真性——遗产本体原真性和文化信息实真性。在严格的真实性基础上生发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知识和价值观体系,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共识与生态博物馆必需的协调性与持续性,发挥生态博物馆的可持续保护与发展的对话平台作用,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生态博物馆建设,以及保护落后与满足乡村自身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
博物馆文化本身就是基于传统却面向未来的一种新型文化,它兼顾历史现实与未来,演奏海纳百川的复合型物人关系奏鸣曲。相信生态博物馆可以为乡村遗产保护利用和乡村振兴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是将数千年积累的优秀乡土文明成果带入未来生态文明的有效手段之一。
生态博物馆源自文博界又不能限于文博界,它既重新发现地方,也扮演对物与人重新进行生态文化启蒙、对人与遗产关系进行重构的重要角色。生态博物馆不仅应该在当前遗产的保护利用及遗产事业深化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也需要探索更具综合性的遗产理论与方法,尽可能全面地减少遗产面临的自然与人为的破坏性因素,以实现遗产本体的延年益寿和遗产价值的最大化。
由此观之,生态博物馆必须建立在包括自然与人文生态环境系统的支持与承受基础之上,建立在科学、理性的系统性全面认知价值观支撑的良好心态的匹配之下。同时,在打造美丽中国的进程中,更需要维系民族文化传统、保持千百年来的乡土文明,利用地域鲜明的文化推动地域发展,遵循“保护+传承+发展”的原则,因地制宜打造出鲜明特色的民族生态博物馆,让生态博物馆成为传承乡土文明的活标本。
作者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