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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经济社会面临着食品及营养、健康医疗、资源、环境及气候变化、生态及生物安全等相关的全球性问题，人类可持续发展面临重大挑战。为此，联合国、多国政府以及相关研究机构都在谋求兼具长远性和高质量的绿色发展之路。生物经济的兴起与生物经济时代的到来，为生物质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新的时代机遇，也为作为生物经济基础的农业的拓展提供了绿色技术手段。
生物经济：产业融合及农业拓展的时代机遇与综合平台
生物经济的概念及其领域。生物经济（bioeconomy）是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信息经济相对应的新兴经济形态，因其创新和智慧开发利用生物资源生产生物基系列产品及服务，而具有自然（从自然中来又回到自然中去）、健康、减碳（减排固碳）、可持续等特质，将深刻改变经济社会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同时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生物经济时代的来临。生物经济时代是生物经济发展到成熟阶段后、以生物经济为主导形成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定历史时期。一个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产业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革。生物经济和生物技术，为生物质产业及其可替代的对应传统化石基产业的绿色转型带来新的时代机遇。
生物经济通常被定义为：以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研究、发展及应用为基础，利用可再生生物资源生产食品、饲料、健康医疗、能源、纤维以及其他工业产品和服务的经济活动。以国际生物经济领域的演进性划分为“蓝本”，在综合考察典型生物质涉农企业的经营领域演变及其内外循环产业链的基础上，可以将生物经济重点领域概括为以下八大领域：农业及食品；生物制造，包括生物炼制；生物医药与健康；生物材料，包括生物塑料；生物环保、生物安全及生态服务；生物化学品；生物能源，包括生物燃料；生物酶（如图1所示）。日益凸显的“生物安全”主要体现在健康、食品、生态等相关领域之中。
生物经济正在发展成为可持续产业的综合平台。其中包括相关技术平台、基础设施共享平台、生物数据库共享平台、种质资源筛选平台、政策平台、投融资平台、新型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及相互之间的有机结合。之所以说生物经济是可持续产业的综合平台，主要是因为其具备“三性一合”的特点：即生命本质的高度一致性、生物经济技术的通用性、生物经济跨领域的生物质共性，以及生物经济特质与所应对的全球性问题高度契合。生命本质的高度一致性是生物科技界早已公认的理论性知识，将此理论与生物质产业发展特别是作为其基础的农业发展相结合，便构成了农业拓展及其与其他生物质产业融合发展的理论基础。
我国发展生物经济的四大优势
一是人口资源与市场。良好的教育与培训，能够将人口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乃至科技人才优势。当前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对食品及营养、健康医疗、环境、生物安全等有着更高质量和绿色化的需求。因而，我国巨大的人口资源供给和经济社会对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为生物经济发展提供了日益巨大的人力资本与市场空间。
二是生物资源及生物多样性。由于国土地域广阔，气候、地貌、植被类型多样，农业与中医药历史悠久，因而造就了我国生物资源，包括种质资源、农林生物质、中医药资源等丰富而多样化的优势。
三是生物学科与产业门类较为齐全。我国生物科技研发投入强度显著提高，人才队伍初具规模；在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领域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在基因组、蛋白质组、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农作物育种等前沿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取得一批重要原创性基础研究成果和高价值发明专利；初步形成门类齐全、功能完备的生物产业体系，产业链、供应链较为协调稳定。随着海外生物科技研发及创业人才的引进与加盟，我国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领域的优势得到显著增强。
四是新型举国体制。生物经济领域具有实体性强、集群与分布式并存、生物资源和学科的跨界及通用性强等特点，因而更需要生物与信息等学科互补、技术集成与融合创新，以及跨学科、跨行业、跨部门的分工协作。科技产业发展的实践证明：通过改革完善而建立起的具有科学统筹、优化机制、集中力量、协同创新、开放包容、市场配置与政府治理相协调等特色的新型举国体制，有利于生物经济的多元化创新、技术集成、产业融合及绿色转型。
我国发展生物经济的对策建议
未来经济时代也将是信息经济与生物经济“双强”并行的时期，预计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正处在从信息经济时代的“万物互联”转向生物经济时代的“万物共生”的过程中。未来产业发展，既是融合发展也将是“体系”的发展，为此应当从整体与变化的视角，运用系统与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化解产业巨系统存在的不可持续问题，促进生物质产业及其相关传统产业特别是农业的绿色转型以及化石资源的战略替代。发展生物经济、构建新型农业体系、倡导第二次绿色革命等都不是彼此孤立，而是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正基于此，生物经济、生物经济时代、农业易相发展理论、第二次绿色革命、新型农业体系理应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以夯实生物经济发展的生物化基础，指引未来产业发展与绿色转型由分散平台或“兵团”式作战向“体系”化发展。
针对我国发展生物经济的相对优势，为促进生物质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及其对应的传统化石基产业的战略替代，乃至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进一步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利用我国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制定指导性更强、面向未来更加长远的生物经济国家战略，以便统筹协调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生物经济综合平台的建设及宏观管理，促进生物质产业融合与农业拓展以及其与对应传统化石基产业的协调发展；同时完善我国医疗卫生和健康管理体系及生物安全预警机制。
为顺应产业融合与绿色发展的时代潮流与经济发展需求，有效落实国家《“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提出的政策举措，建议整合设立综合管理与服务机构，以便充分发挥我国发展生物经济的综合优势，统筹多部门系列绿色政策的制定与配套。做好健全各有关部门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需要制定完善的配套政策主要包括：生物质智慧循环利用研发政策、生物基产品公共采购政策、生物基产业税收减免政策、“双碳”（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相关政策，以及推进或倡导生物基产品绿色消费的相关政策等。
优化生物技术平台、实验基础设施共享平台、生物数据库共享平台、种质资源筛选平台、投融资服务平台、成果转化平台等综合平台建设，以便为生物技术产品系统性化集成创新与产业化发展，特别是源头技术创新提供长期稳定的基础保障与必要的支撑条件。之所以强调生物经济综合平台特别是其中技术平台的优化完善，除考虑到我国发展生物经济优势外，还基于以下因素的综合考量：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具有多领域的共性、通用性特点；农业及食品、健康医疗、生物制造、生物能源、生物材料、生物环保、生物安全及生态服务等领域具有共同的生物资源基础；生物科技产品特别是生物医药产品，大多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以及周期长、健康质量要求精准稳定、集群与分布式并举等特点；如果没有系统化原创性源头技术，尤其是其中的变革性、颠覆性技术，便难以建立起自主可控的产业标准体系。“强化源头技术，建立自主可控的产业标准体系”是塑造生物经济发展未来新优势、避免陷入诸如信息经济产业被“卡脖子”困境的战略举措。
（作者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生物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本文为节选
